细究骗取入境证件行为，该行为的核心在于犯罪分子为帮助他人能够具备在中国境内工作、居留等资格，通过伪造相关申请材料从国家机关申领出真实合法有效的入境证件，同骗取出境证件一样，行为的重点在于欺骗，进而使得原本没有资格在中国境内工作、居留或者续期工作、居留的人员得以在境内获取工作、居留等资格。犯罪分子采取出具虚假材料的手段帮助外国人骗取入境证件并出售牟利，已经严重扰乱了国家出入境管理秩序，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已完全具备刑罚可处罚性。但是目前，刑法对骗取出境证件罪予以明确规定，骗取入境证件的行为仅仅是在证件上与出境证件存在不同，却未得到法律的同等规制，凸显了刑法在妨害国(边)境管理罪设置上的缺陷。

当前学界有观点认为，犯罪分子帮助他人骗取入境证件并出售的行为不应当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定罪，原因在于犯罪分子“无法出售”入境证件。该观点认为对于“出售”一词的解释基本可以描述为“将商品以货币或者其他等价的方式交易出去”。简单地说，将所有权与货币等进行等价交换才能称为“出售”。显然，这种交易无法包括出售本属于买受人所有的商品，如出售房屋给其所有权人，出售车辆给其所有权人，出售证件给其所有权人等等，否则“出售”的概念与涵义将不复存在。

对于该观点，笔者认为本案所讨论的不法行为虽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定罪处罚并不恰当，但是该行为特征却并非完全不能以“出售”进行定义。犯罪分子利用伪造的申请材料帮助他人从国家出入境证件机构骗领出入境证件，后将证件出售给委托骗证之人，犯罪分子实质上是在出售“帮助骗领证件的服务”,也就是说对帮助他人骗领证件的行为要求委托人支付一定对价，毕竟骗领证件实质上并不容易，比如在第一个案例中，就需要犯罪分子将委托人挂靠在公司，虚构为公司员工，后伪造相关申请材料并向国家机构申领证件，从犯罪分子的获利数额也可以看出申领证件需要支付不小的对价。同时从商品与货币的交换形式角度来说，不法分子提供的服务也应当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该行为就是通过出售服务并牟利。因此，笔者认为骗取入境证件的行为与骗取之后出售入境证件的行为并不冲突，在骗取证件之后完全可以进行出售，只是出售的并不是该本证件，而是“帮助骗领证件的服务”。退一步说，即便不用“出售”进行定义，犯罪分子的行为更应当以“牟利”进行评价，不管出售是否可以包括出售署名自己名字的财物，犯罪分子将相关证件交给委托人并获取一定的报酬，该行为至少是一种非法牟利行为。

出售出入境证件罪重点打击的是对犯罪分子出售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的不法行为，该罪的本意是评价犯罪分子对于出入境证件的出售行为，相关的证件是犯罪分子通过购买、收集、骗取、盗取还是其他方式获取，并不是该罪关注的重点，当然，该罪要求相关的证件应当是国家出入境管理机构核发的真实有效合法的证件，如若是伪造、编造的证件，则应当评价为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

《出入境管理法》中第73条规定“弄虚作假骗取签证、停留居留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指的是通过编造出入境事由、身份信息或者相关的申请材料等方式申请或者取得除中国护照之外的出入境证件的行为，可见《出入境管理法》将出售出入境证件的行为与骗取证件的行为是完全区分开来的。出售出入境证件罪显然关注的重点在于出售证件牟利，因此，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并没有对骗取入境证件侵害国家出入境管理秩序的不法行为作出应有评价。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不法分子在骗取入境证件后往往需要出售给他人牟利，或者说需要对帮助骗取证件的行为要求被帮助对象支付一定的劳务报酬，加之出售出入境证件罪也并没有将“骗取”入境证件这样的取得证件方式排除在外，进而导致审判机关只能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对骗取入境证件行为予以定罪处罚，也就是只能借助“相邻的罪名”来处理相关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不法行为。

通过伪造申请材料骗领出入境证件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在第一个案例中，犯罪分子仅仅是帮助他人申领3次居留许可，就获利34000元，可见一斑。然而虽然牟利颇丰，但是我们不应当仅仅关注牟利行为。假设犯罪分子并没有出售相关证件进行牟利，而是在帮助申领出入境证件后就无偿将证件交给委托人，试问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对该行为定罪处罚是否还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可能有部分观点会认为，骗领证件却不牟利，这不符合行为逻辑，但是我们无法从理论上否认该情况的存在，在现实当中，我们无法排除犯罪分子出于亲情、友情或者其他原因并未收取钱款的情况。而这种极端的例子也恰好体现了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来评价骗取入境证件行为的不合理之处。通过该行为获利的情况不应当成为惩治该犯罪行为的核心方面，笔者认为其违法所得数额只能成为认定骗取入境证件行为的严重程度的参考。

因此，虽然骗取入境证件的行为也包含有骗取证件并牟利的情形，但是骗取出入境证件与出售出入境证件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两者的行为性质，犯罪分子骗取证件后很有可能通过出借、出租等方式非法获利，但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仅仅将规制重心锁定在犯罪分子的证件出售行为上。无论是从针对该不法行为需要打击的重点，亦或是理论上存在的骗领证件后并未进行出售获利的可能，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出发，出售出入境证件罪无法在本质上对骗取入境证件的行为作出全面的评价和处理。

当前《刑法》第320条规定，出售出入境证件罪，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3条的规定，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或者出售出入境证件五份以上的，就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在当前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在中国就业发展或者长期居留的情况下，犯罪分子帮助他人骗领证件的数量往往远超五份以上，甚至达到几十份、上百份，虽然当前并没有对犯罪分子出售的数量超过五份之后的具体量刑标准，但是如果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来规范本文讨论的行为，如本文所列的两则案例中，被告人仅是帮助他人骗领了十余份证件就获刑五年以上，所受刑罚难言与其罪责相适。在部分出售出入境证件的案件中，犯罪分子帮助他人申领的是港澳签注，该签注并非每申请一次就领取一份材料，而是在港澳签证上续签一次，部分的签证上甚至有上百次的续签记录，如若按照“超过五份，就认定为情节严重，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标准，对犯罪分子的处罚未免实在有些过于严厉。

而《刑法》319条规定的骗取出境证件罪，规定“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解释》规定，骗取出境证件五份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19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对比出售出入境证件罪，两罪涉罪的证件达到五份以上的，就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但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的情节严重量刑明显重于骗取出境证件罪。作为与骗取出境证件类似的行为，骗取入境证件与骗取出境证件在行为手段与社会危害性上并无区别。一旦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定罪量刑，对骗取入境证件行为的处罚将明显更重，同样是通过骗取的手段获取跨境证件，仅仅是因为骗取证件为入境使用，就导致刑事处罚程度巨大的差别，这对于犯罪行为人显然并不公平。

根据以上分析，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从表面上看确实符合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的构罪标准，但是该罪却不是以骗取入境证件的行为作为打击重点，同时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规定的刑期明显要更重，以该罪来评价骗取入境证件行为也很有可能造成罪责刑不相适应。同样是骗领的跨境证件，从社会危害性和应受惩罚性的角度出发，案例中被告人的行为显然严重破坏国家出入境管理秩序，其行为同样应当受到刑法的严惩。对于如上述案例中被告人骗取入境证件的行为，法律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司法办案中的难点、堵点。在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定罪处罚难以精准评价骗取入境证件行为的情况下，在司法实践的呼吁以及刑法理论基础足够充足的情况下，建议立法明确规定骗取入境证件罪。